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 New Applied Anthropology

- 南島社會文化與當代議題讀書筆記

人類學與發展研究：批判與展望 （II）
Sillitoe, Paul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 New Applied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39(2): 223-252.



本文作者Paul Sillitoe從世界各地原住民知識的發展，經由一些特定地區農業發展的案例，討論「發展」的趨勢，從早期由上而下的策略，逐漸變轉為一種「參與式」的、關注基層的聲音；另外，早期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發展重點，原住民知識的研究較著重於自然資源的開發等實際需求，而當人類學全貌觀的學科特色帶入發展的脈絡後，更能應用於讓居民再發現自己文化上原有的知識，並在實踐中藉文化解決當前的環境、生態等問題。

作者認為，原住民知識的研究和人類學的基本不同，在於，人類學不僅從事研究，更由於學科的特色，穿透不同的社會文化，藉由尊重、理解地方知識的力量，並能透過與不同專業者(農林、自然生態、地理等)的互動，引介至發展計劃中而達到參與性的計劃實踐。

過去數十年全球的原住民知識發展，主要從民族誌和人類生態兩個領域中，戮力於農耕系統和參與式的發展，而當基層的聲音愈來愈被需要關注，這種由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也受到挑戰。原住民知識被研究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當地居民在實踐中對本身的了解，更能達到居民和外來研究者或專家透過這些知識進行連結，更有效地呈現居民的智慧並協助溝通，這種傳統知識與科學技術專業連結的重要性，不單是共同解決當前全球皆可能面對的環境問題，更冀望可提出適切的策略以達到環境的永續發展。

當前的原住民知識發展，人們已愈來愈認知到技術的援助不可能僅奠基於科學研究上，也應同於重視居民的知識系統，才可望達到一個較全面的發展工作。在發展計劃的規劃裡，正視當地居民的實際需求和意見並尊重，才可能規劃出一套結合在地觀點和科技研究非干擾式的計劃，消弭在執行中可能愈到的阻力。

至於被研究者的觀點和科學研究的參與式發展，必須透過共同協商的過程來取代過往由上而下的策略，通過與不同世代的居民協商，由個別不同的見解中產生適當的討論和協議。然而作者也指出這樣協商的參與式發展實有其推動的困難，因此，人類學家的角色可在這些發展目標中提出批判，能跨越科學、技術的觀點，指出問題的癥結，並可從不同文化觀點的了解，挑戰發展目標的普通性並不適合施行於不同地區。

但從過去許多「低限發展」地區的案例看來，許多居民(農民)可能因為資訊取得的不易而對地區的發展計劃不知情，而無法真正促成理想中的參與式發展。因此，所謂的發展對農民來說，可能僅停留在使用化肥、農藥等有害的技術提供，達到「現代化」，雖然有效減少了勞力也提升了位產量，以對應市場的需求，但恐怕未能意識到這些技術可能正危害生態。以一套快速的經濟作物耕作計劃來說，並非能切合於不同地理環境、不同文化各可能包括的性別禁忌或分工模式的地區，再說，發展農耕所獲至的金錢收益，對不同地區居民來說，慾換取(購買)的物質也可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更應考量的是一個長遠的經濟問題。
因此，作者認為通過人類學者對特定地區的深入研究，並能在了解當地居民的意願下，為不同地區尋求適切當地情況的替代方式，亦表示，每個地區必須同期考量其適切環境、一整套包含種種複雜的文化規範的經濟作物，以及對應當地地區環境的合宜產量。簡言之，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是在一個居民參與式的，以永續技術方法發展的前題下，讓當地居民能感知的、並能充分理解的方案，才不致使居民感到被剝削甚至危害環境的作法。

作者指出，在居民的日常實踐中，實可能將原住民知識和科學與技術的互補性發揮出來。諸多由上而下缺少在地知識參與的發展計劃，由於欠缺文化面向的深入了解(ex.刀耕火種)會誤解當地居民破壞生態，甚至干擾發展政策的施行，然而在充分理解居民的耕作乃是順應環境的土壤特性、遵循祖先留傳的知識，加上配合土地現況所進行的農耕活動。

在作者看來這是缺乏了對文化的尊重，也就是說，面對這種發展爭議，人類學者可以協助外界透視和探索當地文化，例如，從當地文化邏輯中推測出種種可能的象徵組合，以進行科學民族誌的發表，一方面跳脫以社會文化事實作為切入的研究方向，同時抗衡全然科學研究的片面，進而達到科學技術和在地知識的適切互補，以消除科學研究者在發展計劃時，因為不夠了解在知識而將之視作發展的障礙，因此，促進跨越不同知識領域的發展方法，並從當地語言和專業者的技術用語加以整合，由人類學學科靈活的眼光，為科學家打開因強調科技優勢而可能欠缺的傳統知識，也援助居民達到協商的可能性，才可能達到面對無論農林、植被、文化(包括性別等禁忌)的種種不同下，皆可提出適切的非干預式政策。

面對不同地區的文化模式，作者認為人類學者是可能達到在地知識和發展的接軌。由於文化可能鑲嵌在各種宗教、農耕和文化活動裡，可能不是任何人都足夠地細緻體察出來，例如耕作的分工模式，也可能整合該文化中兩性被賦予的能力、禁忌、作物和許多信念，這種信念也同時緊繫了居民對土地必須的照顧。從居民的農作實踐，例如蟲害管理、雜草堆肥等工作模式，不僅認識到居民的生態管理邏輯的技術面，更重要的是能呈現該文化和環境的態度。這也是人類學的結構主義所歸納出的象徵系統，以及環境的隱喻。

最後，面對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民族誌、科學研究、各種技術資料庫豐富的資源，如何達到有效的交互引用，並避免各學術領域過於強調專業的態度以致傲慢，因此，作者認為必須從一個全貌觀的態度來整合。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同的知識都可能加以整合並被重新詮釋，因此，面對原住民知識發展規劃，不能故步自封，必須抱持著動態、非均質的認知，並必須將關注的面向從在地知識如何發展，轉而關注基於何種原由而被改變。因此，作者認為如何促進科學家、立法者等既得利益者的溝通，甚至不同專業的人員對話，並在發展政策的設立時適切地傳遞給居民，避免以專業的語言和理論來對應，而以科技與居民的技術連結。

當然，討論發展無可避免和政治、權力有所連結，作者認為兩者皆可能阻礙干預發展策略，而人類學家的角色如何介入或保持清明。簡言之，原住民知道要能適切當地發展，必須讓這樣的學科和技術合作建立在對話上，透過協商來制定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