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After Kinship ?

Introduction: After Kinship ?
Janet Carsten
- 社會文化人類學讀書筆記

這篇序言先以三則發生在不同地區的故事(新聞事件)開場，這三段看來截然不同的故事，除了提供讀者對20世紀的親屬關係一個想像的樣貌，並故事隨著後文的舖陳，可供作為全篇討論的一些比較。

故事、發生時 / 地、探討問題
(1) Diane Blood、1995-1997、英國諾丁罕郡
從法律、道德面向解釋親屬(親情)
科技進步帶來的親屬關係的新問題
(2) Orthodox rabbinate、猶太教律法專家對捐精的「解釋」、1990、以色列
從猶太教基本教義對人工受精的「解釋」以及猶太人
非猶太人捐贈精子的界定
看宗教如何影響親屬關係
(3) Anna和生母見面、1993、蘇格蘭
從血緣、真實生活接觸(象徵)來解釋親屬
被收養者和原生父母的關係


Redoing Kinship

這三段故事題材各異，其共通點是一種連結的關係，即親屬從家庭、外在社會，以及立法機構之間的連結，進而探討個人特質、性別或生物上的問題。親屬的本質是自然的，被婚姻塑造而來的。其主要論點，是從人類學的分析和民族概念，來比較和區分「自然」和「文化」的親屬，即親屬關係是天生的、不變的；或從日常家庭生活的接觸形塑而來的，又或透過科學上的臨床實驗而受孕。

本書討論人們對於親屬關係的普遍觀念正逐漸轉變，從實際生活面、大眾媒體的報導、科技進步等諸多面向，已解構了人們對於家庭這一概念的想像。而生物上，如基因研究等更動搖了人們對家庭關係的基本想像。縱然這些分析說明了親屬的新形式，但仍試圖在新的研究工作中可找到其普遍性。

19世紀末的人類學者視親屬研究是主要的訓練，例如，從Diane Blood的例子引起法律和道德面向討論，或猶太教義對捐贈精子的解釋等，試圖從一個跨文化的比較觀的人類學文獻來說明這些例子。然而，自19世紀末以來，人類學的親屬研究已有許多轉變。本書從近年人類學者研究親屬的樣貌，以及人們如何透過生活來經驗親屬的轉變。

20世紀中期的親屬研究的轉變

研究限制。到70-80年代，親屬研究轉而成為人類學次要的學科，由於人類學家無法從研究中獲得較清晰的觀念，也忽略了殖民地長期受政治壓迫所導致的影響。對此，近年親屬研究比較聚焦於霸權或性別的議題上。

時代背景的文化思潮或科技革新。人類學者的研究的關注面向，會隨著學院外的時代議題而改變。例如60-70年代，性別平等成為人類學者研究的議題。而對比於當代，親屬研究的範疇則更為寬廣，更關注於公共題議，例如人工受孕、遺傳學等。

再回看三個故事，所描繪的是一個「給予」和「創造」的對比，人們如何在生活中投入對事物的想像和情感、慈悲，當然也可能帶來相對的毀滅。對於親屬這一概念，不僅需要法律(Diane Blood)和責任，同情也包含了許多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儀式或習慣等許多可能性(Anna和生母見面)。科技革新帶來了新的刺激因素，提供許多的可能性，而創造力更是研究親屬的核心，並構成一個更寬闊的研究視野。

Kinship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Janet Carsten分三個討論階段。21世紀中期、親屬的文化評論(施奈德)，以及親屬研究在當代的實踐和關係。

對於20世紀中英國社會人類學家(Bronislaw Malinowski, A.R.Radcliffe-Brown, Edward
Evans-Pritchard, Meyer Fortes)而言，為試圖了解所研究的無政府制度的小型社會其基本秩序，因此視親屬是重要的訓練。在無國家組織的小型社會，人類學者視親屬為政治構成和作為社會持續運作的基本條件。而這樣的解釋基礎也影響了田野工作。

家庭的社會功能。Bronislaw Malinowski和Fortes把「核心家庭」視作普遍的社會制度，而核心家庭的構成有其培養小孩的功能性。其後，受佛洛伊德心理學影響，Fortes區分出「家庭」和「政治」的兩個研究領域。前者指核心家庭的個體(父、母、子女)，後者指他們如何參與公共及其於親屬關係的身份。在世系社會裡，家屬的長者握有財富及權力，政治、宗教密不可分，親屬之間透過血緣關係(共同祖先)來界定，對於這樣有共同祖先的概念造成團結的社會，引起人類學家研究的興趣。繼而，由於對階級(身份)的設定，產生心理學方面的問題，社會人類學家對親屬制度的解釋，開始轉而認為親屬並非固定不變的。

從階級、性別的觀點來看社會秩序的構成。20世紀中，英國人類學者以非洲社會親屬階級制度的研究為主。無論母系或父母社會都有其明確的組織特徵，世系代表一個全體的概念，在政治或財產上是一個單位，在這樣的研究中展開了複雜的「象徵論」。從非洲殖民社會中發展出對世系群的研究，也被研究者應用在東南亞、新幾內亞等地。

相對於英國研究者對世系群的研究，法國的Claude L’evi-Strauss在194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親屬基本結構》(1969年出版英譯本)，L’evi-Strauss指出親屬關係在人類文化發展是中扮演核心角色，這和英國所研究的親屬關係有所差異。他主要關注文化的邏輯，而非社會結構或特定社會行為的慣性，也企圖分析結構關係裡隱念的社會規範。


L’evi-Strauss的婚姻禁忌－從原始進入文明的第一步

L’evi-Strauss從原始社會如界定可婚的社會規範看其生存方式。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可婚的範圍，而亂倫的禁忌更是各文化皆有的「普遍現象」，而這個禁忌也區別出動物和人的差異。從文化角度來看禁忌的特殊關係是可變動的，L’evi-Strauss試圖在這些禁忌和差異之中尋找文化的普遍性。在原始文化中，亂倫禁忌在社群的交換是表達的基本要素，例如，在社群中交換婚，確保男性不會娶自己的姐妹為妻，進而構成了社群間的差異。

然而，這涉及了性別的討論。男性透過交換婚而把女性視作至高無尚的禮物，女性被看作繁衍後代的功能，因此引發如兩性平等者的不同意見立場。相較L’evi-Strauss從婚姻禁忌帶來自然和文明之區別，愈來愈多的功能結構論者傾向解釋文化中二元對立關係，如男女之差異、生食熟食等。

L’evi-Strauss在長期參與特定型式的聯姻親屬的行為結構中，歸納出婚姻的基本法則，例如，文化中有其明確不可婚的禁忌，卻沒有明確可婚的親屬範圍。另外，階級和財富影響了擇偶的條件，這引起英國人類學者的辯論，尤其在親屬親本原則是聯姻或世系的討論。其主要的影響，在於將親屬研究的方向從世系轉移至婚姻，強調婚姻是建立和維繫社群的核心。此分析方法在非洲以外的地區，尤其馬來西亞、南美洲、東南亞等地區尤見成效。尤其在解釋一個長期交換婚所涉及的商品交換，並鞏固了社群間的關係。

聯姻和世系的理論，此後多年仍被爭論。兩種分析放在較高的社會規範和特殊的文化中來看，性別的角色差異甚大，而女性由於承擔婚姻的交換價值而有被物化的意義，並被假定為欠缺政治力，而在核心家庭裡，更使妻子或母親之間的角色混淆。

20世紀中人類學家視親屬研究為非西方社會的研究核心，而反觀西方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則視親屬為研究社會組織的次要位置。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核心家庭)，或多或少影響了親屬和政治、經濟及宗教生活之間的關連性。對此，科學家或歷史學家在研究西方親屬時，轉而從財產繼續的形態和經濟交換的觀點進行研究。

另一方面，兩性平等主義則超越了人類範疇，從公私領域、家庭和國家的區別中發現問題，對此，70年代對性別的研究，重塑人類學家對親屬的理解。

至60-70年代，受馬克斯主義的啟發，親屬的研究轉而視家庭為「生產單位」，財產則是關係建構的基礎要素，此理論構成人類學家在研究親屬時，作為財產關係和社會改變的主要條件。

在北美，Lewis Henry Morgan首先提出親屬分類和稱謂的研究，語言被視為表達親屬、文化的直接表現，語言展現了人們如何塑造社會分類和行為，發展出親屬的分類系統，並從社會實際生活和政治過程裡經驗親屬關係。

Points of Departure

從家(屋)、性別、個人特質和物質，以及人工受孕等諸多比喻，都試圖解開70年代古典人類學親屬研究的樣貌，並展開了新的研究方向。20世紀中期的象徵理論，對於親屬關係的界定是透過每天真實接觸的經驗(Anna和生母見面)產生。

跨文化的比較觀點。從一個跨文化的比較觀點研究親屬制度，人類學家企圖採用大眾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談親屬的概念。例如，對核心家庭的解釋。20世紀中，英國和北美核心家庭，是在經濟環境裡一個較小的金融單位，而自19世紀以來，晚婚和獨身生活是北歐常見的家庭形態。另外，高死亡率(離率婚?)意味著婚姻並非長久的關係。

神話。歷史學家發現在一個高死亡率和離率婚的家庭中，日常生活中的小儀式活動，甚少是對逝世親友的追悼(懷念)。一個穩定的家庭神話，成了19世紀的產物(John Gillis)。隨著社會的轉變，神話的力量使人們對安定的社會景象的想像趨於具體化。時至21世紀開始，新形態的家庭生活、意識，以及如何維繫親屬關係觀念，顯然和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密切關連。

結構。當歷史學家強調家庭傳統的神話時，人類學者對親屬的研究則從社會結構的特徵著手。David Schneider在重新形塑人類學親屬研究有其重要地位。他跨越了兩個人類學的傳統－社群的結構和功能，以及在特定文化裡的親屬意義。Schneider回溯Morgan和Boas(鮑亞士)的理論，文化實質上和語言一樣，親屬稱謂反映出文化的中心觀點，他的兩本重要著作《American kinship》和《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奠基了一種新的親屬田調方式。

象徵論。以Schneider的理論為例，人類學的研究從功能轉向意義。這研究觀點從英國學派偏重社會結構的研究、Radcliffe-Brown和Fortes對社會結構的象徵定義，至L’evi-Strauss的結構論偏離。Schneider以及後來的Geertz的主智論本質，可追溯到他的老師Talcott Parsons和韋伯的理論。他的評論在人類學界引起許多討論，認為他解構了親屬研究作為此學科的中心地位。

Schneider著作裡的研究親屬的兩個要素－自然和文化的關聯，或介於生物學和社會觀點，其後，分析出自然和法律的秩序的差異，或介於本質和符碼的對比。這樣的論點開啟了研究親屬的田調方法。Schneider的研究聚焦在把文化視作象徵系統，並展開一個親屬研究的新傳統。


After Schneider

1980年代末，Geertz影響了象徵人類學的興盛，研究方向轉向人的象徵觀點，人類學家也同時對性別議題感到興趣。因此，在親屬研究上，要了解社會制度，包括婚姻、家庭結構或繼承權等，必同時關注性別和個人特質。而性別與個人特質則反應親屬研究如何被重新設定。另外，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再生了親屬研究的動力。如人工受精(AID)和體外受精(IVF)，帶來孩子與雙親之間，從母或父等問題的討論。

科技(醫學)上的進步帶來新的問題。Diane Blood故事中，Diane的處境之所以在英國引起大眾的同情，是因為這問題關係著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連結，而這樣的困境則源自於科技。此外，從猶太博士的信念來解釋人工生殖，則可能構成了類似亂倫和通姦的可能性。回顧施奈德的理論，足以提供一個研究這些現象的理論基礎。面對歐美科技近來的發展，Marilyn Strathern從親屬和知識的實踐中，對自然(本質)的提問，並構成本書的重要影響。Strathern區分了固定不變的自然，和變動的文化，自然和文化在一個特定的範圍裡相互連結，親屬，則提供對自然和文化之間的想像關係。

The Old and the New

近來，親屬的文化評論強調在地觀點的影響，已不同於古典人類學採用對照和比較的方式，並從在地的語言特色或其象徵系統，導引出一個親屬研究的新視野。相對於古典人類學的比較觀點，新的親屬研究在性別範圍和人工生殖技術的研究之間產生對話。

親屬研究從traditionalists(傳統主義者)和revisionists(修正的社會主義者)作出區分，此兩股不同的研究類型，也進一步在研究地區上作出分野。另外，種族誌的研究則關注近代科學的發展，或親屬的新型式。本書即構思如何讓這兩種研究趨向完整。從Schneider對親屬深刻的理解，重新定義了親屬，並修正了西方的本質主義。Pierre Bourdieu的理論，強調親屬關係的「實踐」，比較忽略情感面向。


結論

本書提供一個當代的親屬樣貌，試圖展開研究的新方向，從上述研究親屬的不同方法的理論中，看人類學家在研究非西方社會文化的同時，如何關注當地人解釋親屬關係和其意義，以及人類學者如何在知識上的實踐。Janet Carsten從她在北美、英國、波蘭，以及馬來西亞、以色列、馬達加斯加等地的研究中舉出諸多例證作比較。從文化體驗和親屬關係的實踐中，提供解釋親屬的方法。


參考文獻
黃應貴　2010《反景入深林》。台北：三民
http://www.sps.ed.ac.uk/staff/social_anthropology/carsten_j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