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村村民私下習慣以「島路」稱呼從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以「矮愛」稱呼客家人；「but」稱呼平地人(講閔南語的人)。
摘要：
位於台東縣延平鄉的桃源村，居民約一千二百人，百分之九十是布農族人，目前在營業的七間商店中，包括規模最大的農會購物中心、兩間經營二十年以上客家老闆、剩餘的四間是本村布農族人自營。若把時間推回至國民政府遷台後至台灣解嚴之前，短短數十年間，桃源村的店鋪經營不論是經營者的族群身份、經營方式都和現在有著極大的不同，一方面外在「大歷史」的政治變遷導致外來者移入，另一方面涉及當地人對經營、金錢等商業或交易秩序思維的建立過程。外來者和當地人之間如何彼此透過買賣、交換，建構起相互的想像，他們雖然共享了同一時間相同的經驗，然而可能因為當時的社會情景及彼此不同的心理因素，而存在不同的解釋。
黃應貴(1999)研究東埔布農人如何以互惠及相互牽制群體利益的「實踐歷史」，說明當地人的時間觀和歷史概念，因此對記憶歷史有所取捨，然而Maurice Maurice(1989)卻指出不同階層的人可能受到不同的利益、價值的影響，而改變對時間(或其他項目)的分類概念。因此，本文透過地方性的微觀，由不同角色、身份的居民口述以及本身的觀察，呈現有別於主流巨觀「事件式」以外被忽略的歷史，並突顯出被研究者個體的差異，正如Marilyn Siverman and P.H. Gulliver從區別「歷史民族族」和「歷史的人類學」指出的，「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來解釋現在，過去如何在現在被創造出來」。
結論
Siverman,Marilyn and P.H. Gulliver從愛爾蘭歷史缺漏了農民社會的記錄，研究人員在收集這些歷史時得到兩個認知，一是是被記錄本身架構在國家或民族史之上，影響到歷史所關注的面向、議題和重大事件，農村社會的歷史資料自然會被忽略；另外，由於收集到的材料有其類型的限制，尤其是當地居民的私人記錄。這兩個面向涉及國家看待歷史是有區域上的考量，至於那些類型的歷史資料被留存，則牽連到學術上的取向，以及當地人民如何記憶、遺忘、取捨和分類等認知。因此，作者認為歷史人類學的學科取向，著重地方和區域性的差異，關注基層歷史研究的價值，並於研究中予以證明。
桃源村的近代商店經營的變遷，置身於國家編纂的鄉誌之外，涉及了國家在建構地方歷史時的資料取向，但從微觀地方上的日常交易模式的轉變，不僅可以同時從內、外特定時空的歷史和政治時期的對照，也從人們的記憶重塑了一段過去曾經深刻又日常的經驗。桃源村的布農人和外省族群先來後到，但也只是大約八十年的時間，但彼此是在不同政治情況下來到同一個地方生活，擁有的資本不同也影響了在日常交易之中的位階，交織出許多買賣雙方深刻生動的記憶。透過桃源村民的訪談和觀察，試圖重新描繪出特定時段的生活圖像，並從訪談資料了解當時人在日常互動時的心理因素，若不將情景拉回當時的社會，實在無法推測出彼此因立場不同而抱持著的不信任感。
雖然訪談之中許多看似各說各話的情形，外省族群進入桃源村經營商店，雖然看似掌握了現金，擁有經營能力，但從實質功能來看，商店帶來購物便利和提供村民交易農作山產，也可能是布農村民嘗試和外在社會透過金錢交易的開端，也是黃應貴(1999)所指的，一種「動態的歷史觀」下符合群體利益的「實踐歷史」。只是掌握金錢代表的能力建築起商店老闆和村民不同的階層，在他們日常互動中產生了想像彼此的差異。
桃源村商店分佈情況 1960年代-1990年
桃源村商店分佈情況 19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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