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島路」、「矮愛」、「but」至布農 －桃源村商店經營者身份的轉變:1960年代至2013

- 歷史人類學期末報告
＊桃源村村民私下習慣以「島路」稱呼從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以「矮愛」稱呼客家人；「but」稱呼平地人(講閔南語的人)。


摘要：

位於台東縣延平鄉的桃源村，居民約一千二百人，百分之九十是布農族人，目前在營業的七間商店中，包括規模最大的農會購物中心、兩間經營二十年以上客家老闆、剩餘的四間是本村布農族人自營。若把時間推回至國民政府遷台後至台灣解嚴之前，短短數十年間，桃源村的店鋪經營不論是經營者的族群身份、經營方式都和現在有著極大的不同，一方面外在「大歷史」的政治變遷導致外來者移入，另一方面涉及當地人對經營、金錢等商業或交易秩序思維的建立過程。外來者和當地人之間如何彼此透過買賣、交換，建構起相互的想像，他們雖然共享了同一時間相同的經驗，然而可能因為當時的社會情景及彼此不同的心理因素，而存在不同的解釋。

黃應貴(1999)研究東埔布農人如何以互惠及相互牽制群體利益的「實踐歷史」，說明當地人的時間觀和歷史概念，因此對記憶歷史有所取捨，然而Maurice Maurice(1989)卻指出不同階層的人可能受到不同的利益、價值的影響，而改變對時間(或其他項目)的分類概念。因此，本文透過地方性的微觀，由不同角色、身份的居民口述以及本身的觀察，呈現有別於主流巨觀「事件式」以外被忽略的歷史，並突顯出被研究者個體的差異，正如Marilyn Siverman and P.H. Gulliver從區別「歷史民族族」和「歷史的人類學」指出的，「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來解釋現在，過去如何在現在被創造出來」。

結論

Siverman,Marilyn and P.H. Gulliver從愛爾蘭歷史缺漏了農民社會的記錄，研究人員在收集這些歷史時得到兩個認知，一是是被記錄本身架構在國家或民族史之上，影響到歷史所關注的面向、議題和重大事件，農村社會的歷史資料自然會被忽略；另外，由於收集到的材料有其類型的限制，尤其是當地居民的私人記錄。這兩個面向涉及國家看待歷史是有區域上的考量，至於那些類型的歷史資料被留存，則牽連到學術上的取向，以及當地人民如何記憶、遺忘、取捨和分類等認知。因此，作者認為歷史人類學的學科取向，著重地方和區域性的差異，關注基層歷史研究的價值，並於研究中予以證明。

桃源村的近代商店經營的變遷，置身於國家編纂的鄉誌之外，涉及了國家在建構地方歷史時的資料取向，但從微觀地方上的日常交易模式的轉變，不僅可以同時從內、外特定時空的歷史和政治時期的對照，也從人們的記憶重塑了一段過去曾經深刻又日常的經驗。桃源村的布農人和外省族群先來後到，但也只是大約八十年的時間，但彼此是在不同政治情況下來到同一個地方生活，擁有的資本不同也影響了在日常交易之中的位階，交織出許多買賣雙方深刻生動的記憶。透過桃源村民的訪談和觀察，試圖重新描繪出特定時段的生活圖像，並從訪談資料了解當時人在日常互動時的心理因素，若不將情景拉回當時的社會，實在無法推測出彼此因立場不同而抱持著的不信任感。

雖然訪談之中許多看似各說各話的情形，外省族群進入桃源村經營商店，雖然看似掌握了現金，擁有經營能力，但從實質功能來看，商店帶來購物便利和提供村民交易農作山產，也可能是布農村民嘗試和外在社會透過金錢交易的開端，也是黃應貴(1999)所指的，一種「動態的歷史觀」下符合群體利益的「實踐歷史」。只是掌握金錢代表的能力建築起商店老闆和村民不同的階層，在他們日常互動中產生了想像彼此的差異。

桃源村商店分佈情況　1960年代-1990年

桃源村商店分佈情況　1990-2013

歷史人類學和民族誌的傳統:個人、歷史和知識性的考量

- 歷史人類學讀書筆記
歷史人類學導論
Siverman,Marilyn and P.H. Gulliver
1999[1995]，歷史人類學和民族誌的傳統:個人、歷史和知識性的考量。刊於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Siverman,Marilyn and P.H. Gulliver編，頁11-85。台北：麥田。



本文是在一場學術會議後整理出來的文章。發表的六篇論文是一群人類學家在1979-89年間於愛爾蘭東部、東南部及西部所進行的研究，各以不同區域的農村作為田野地。就在這長達十年以上的調查中，參與的人類學家從所能掌握到的官方資料、地方報導或編年史等，皆受到了因研究場域本身的邊陲化，連帶地使得當地被官方記錄或地方報導也同樣邊陲化的命運。

在這樣的史料限制下，研究者提出鄉民社會「置身於愛爾蘭歷史之外」，而這樣的結果乃由於愛爾蘭的歷史是「地方性和區域性事件的混合物，合起來創造一個民族主義(以及日後修正主義)意識形態所主張的統一而連貫的整體。」因此，參與者除了在研究過程中，不段將時間軸向前推移，以擴大所能收集到的資料，同時能補足這些因區域差異而欠缺的歷史資料，同時加上「參與式觀察以及非正式訪問」等，將那些看似「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加以記錄，並分別進行不同的研究。

事實上農民社會並非置於愛爾蘭歷史之外，研究人員在收集這些歷史時得到兩個認知，一是當地之所以缺乏歷史資料，乃是這些被記錄本身是架構在國家或民族史之上，因此會影響到歷史所關注的面向、議題和重大事件，農村社會自然會被忽略。另外，則是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有其類型的限制，尤其是當地居民的私人記錄。這兩點關連到國家在看待歷史時，是有其區域上的考量，而那些歷史資料被留存，則牽連到學術上的取向，以及當地人民如何記憶、遺忘、取捨和分類等認知。

由於人類學的學科取向著重研究場域整體的全貌觀，因此為了有其研究的時空深度，歷史既是研究的分析資料，也是研究的方法，因此本文概要整理了自1930年後歷史民族誌興起，人類學家的書寫和對歷史的關懷，至二戰後非西方國家深受殖民主義進影響以致整體社會文化的急遽轉變，文化和經濟等霸權的結構，至60年代馬克斯主義對地方概念的上下層結構、政治經濟等研究取向等，在「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下，「人類學家重申微觀分析、地方性與區域性差異的重要性。她們提醒大家注意做基層歷史研究的價值，並嘗試在他們的研究中予以證明。」

「歷史民族族」和「歷史的人類學」雖然在研究資料屬性上相同，但作者整理出兩個歷史的人類學的特殊性：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來解釋現在，即歷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過去如何在現在被創造出來，即傳統的發明。加上作者認為人類學家在研究上會將歷史和當代情境加以分析比較，並隨著70年代起大量歷史民族誌發表，改變了大眾對原始社會一種均質、無史的想像，因此認為作者人類學家比歷史學家更富有對史料解讀的關懷取向。

馬歇爾‧薩林斯，《歷史之島》

- 歷史人類學讀書筆記
歷史事件與文化結構
馬歇爾‧薩林斯，《歷史之島》。導論、第一章、附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書從歷史事件和文化結構的關係，重新將1778年在夏威夷Sandwich島民面對英國船隊－決心號和發現號的來臨，正巧配合年度羅諾神的回歸，作者藉由該時期的航海日誌、夏威夷當地的詩歌、舞，以及玻璃呢西亞對天、地、頭人的起宇宙源認知等，將此歷史整個逐一拆解，不僅從夏威夷當地婚姻和政治的聯絡、人民的多元性向、貴族和頭人的土地分配，和財產制度與婚姻的聯結等，作者將「性」(愛情)不斷參與於文化結構的扣聯，並認為在這樣複雜的各種組織中，「性」具有的一個實用功能，「性」具體地實踐在各歷史結構中，因此，作者提出「夏威夷的社會體系是一種『搬演性結構』」。

作者比較了同一時期兩個不同地區－明清中國、夏威夷，兩個擁有截然不同宇宙觀的政體(權)，面對一樣的英國人，兩地的對應和後續發展出的歷史為何。夏威夷認為白人船支從海平線的盡頭而來，正如天神的方向，這是一種隱喻，決心號和發現號載滿了斧頭、鏡子等等船貨，代表著正如人民期待的神的恩賜；船隊沿著島環行的方式正巧和羅諾神遊行一致，庫克船長被認為是年度帶來土地的肥力的神，祭司暫時讓位，庫克甚至進入神廟受到崇拜。此外，基於物資的交換，或對性的渴求，「登船」被認為是成為當地女性試圖打破禁忌，污辱神人界線來得到身份階層的暫時解放，男性也甘於冒險出海，甚至送上自家女人以獲取報償，至於將與白人所生的新生兒臍帶偷放在船上，有何種原因作者似沒說明。

夏威夷和英國人的交換是許多形式的轉換，性、食物、貨品，甚至是階級的，作者認為庫克船長遭害，必須從夏威夷本身的宇宙觀、社會組織和此一事件的結構來說明。

至於明清朝代的中國面對英國人(或其他國家)，則和夏威夷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朝廷以異邦「納貢」來看待這些(自認為)擁有很高的技術、科學、造船或天文學的西方國家，所有的貢品僅是裝飾內裝的奇珍異獸。朝廷將這些想要和中國貿易的節使商人區隔於碼頭，或後來的通商口岸，受到諸多的商業限制；朝廷自我神化認為天子，應受到所有人都的尊崇和朝拜，因此，東印度公司投入遠東數十年皆無法和中國達成貿易。

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

- 歷史人類學讀書筆記
他者的歷史
Hastrup,Kirsten
1998[1992]導論、第一章。刊於《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賈士蘅譯。台北：麥田



從本書的導論看來，首先，作者從一個人類學反思的立場，認為過去對歷史的研究，皆因為人類學家本身的知識立場，無可避免以歐洲歷史的本質作為思考的中心，並對歐洲以外的民族，並認為許多非西方民族不以文字記錄歷史，而假設為均質的社會來研究，去除了時空和社會結構等因素，本書所指的他者，也是在隨著歐洲擴張而被席捲入這個全球化過程下，才牽連至歐洲歷史的民族，然而這樣的史觀仍然是對客體的研究。另外，作者也藉由書中的例子或民族誌，整理了人類學和歷史學從截然不同的學科，至人類學家對民族誌及田野的重視，並在歷史事件的解釋上加入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要件，逐漸至整合的過程。

作者認為，人類學家由於本身學科的特色，加上涂爾幹的影響，在研究上強調社會結構並加入「總體」歷史的考量，相較於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更注意到符號、象徵等社會功能。但是，早期進入田野的人類學家，沒有考慮到不同民族記憶歷史的方式不同，加上當時較重視對被研究者的社會制度及其功能，因此抽離了時間的因素，以共時性的角度研究，在均質社會的假設下研究社會結構、社會整體，卻忽略了每個社會皆處在不斷改變的事實。

早期人類學被界定為科學，至伊凡普里查發表陳述認為人類學乃是一種歷史編纂，造成人類學研究的取向從功能轉往意義，60年代末英國人類學者仍認為歷史學只是看資料的方法的時間因果律。Leach首先提對傳統、均質而穩定的社會文化假設根本上有其限制，「觀察者永遠是他或她所觀察到的變化中的情景的關鍵部分」。直至Sahlins提出以事件和結構相互影響和解釋的歷史「隱喻」觀點後，歷史人類學的契合也較為明確。

基本上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是分別從空間和時間來開展的，因此作者認為「歷史人類學」必須同時具備空間和時間的考量，因為「歷史是社會在時間中的開展，社會是歷史事件的制度形式」，兩個研究學科的合併是「特定時空的一個情況」。
另外，任何事件之所以被記錄於歷史，是根據該社會一個特殊文化，而此事件對這個社會是有別於其他事件而具有重要性才被記錄。也就是作者所指的，每個社會「製作歷史」的不同模式和「思考歷史的方法」，及如何建立本身的「因果體系」，每個社會文化不同的「因果體系」則影響著事件的走向。

人類學家在處理歷史問題，除了文字記錄外，記憶和口述歷史同樣重要，記憶本身是一種文化選擇，而人們的口述則同時是歷史的主體和客體。而歷史如何被形塑，作者認為，文化能讓特定時刻的人能保有界定社會空間的意識，並修正各種情況，用「文化概念推翻西方歷史概念」，並在任何一個歷史之中，皆存在著許多的差異待人們去解開。

John Davis認為要將歷史融入對社會活動的解釋，必先關注人們如何建構過去，而過去又如何影響其做決定，第一章更關心「歷史建構的原始素材」。面對抽離了時空脈絡只記述事件的歷史材料，其概念和想法與讀者本身的概念和想法相左時，歷史又將如何呈現。不論歷史如何受制於一些決定性力量而被製作，作者認為人們仍可以作出區隔並加以詮釋。John Davis將思考過去的方式分成四種：傳記、先例、神話和歷史。而時間是處於這些思考方式的中心位置。過去的想法，則提供人們未來做決定時的部分資訊。

時間、歷史與記憶

- 歷史人類學讀書筆記
黃應貴主編
1999　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時間、歷史與實踐：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

「對東埔布農人而言，時間是在指示應做的活動，而活動則是在實踐由人觀而來的人生觀。」

本文作者從分別從方向－東埔社布農人的「時間」觀，以及當地人們如何界定「歷史」，通遍1皆以作者認為布農族人觀最核心的hanado概念，即文化邏輯，來呈現當地人以一種強調日常實踐式的時序觀念，並權衡基於集體利益、對部落有貢獻(付出、奉獻)等行為來判斷事件是否值得被「記憶」，超越線性的不可逆轉時間觀和循環的時間觀，而發展出一種經由集體經驗過的，或被選擇值得記述的，對特定事件認知上的保留和延伸的「實踐歷史」。

作者首先整理了自涂爾幹、E.P、Leach至Geertz等民族誌資料對時間的討論，主要仍是從日常生活及生命儀禮來找出時間的概念；至M.Bloch提出從實際生活對應自然韻律的社會組織、加上儀式塑造的社會結構兩種時間；A.Gell則從現象學來連結了人的時間經驗和自然的真實時間；而N.Mamn提出時間實際隱念了宇宙觀和政治權力。一直到1992年K.Hastrup、A.Blok指出，必須先了解人如何建構時間觀念，才可能理解如何建構歷史。

為了說明時間、歷史之間的關係，作者先以東埔人從區別時間和工作之間的關連，再加上親屬範圍的界定必須經由時間的實踐，最後藉由訪談方式，搜集各年齡層對部落遷移史和重大經濟作物轉變、天災等事件，整理出當地人的記憶是如何同時被時間和歷史因素所影響。

雖然布農族是少數有繪曆的時序記述，但作者認為繪曆並非時間序，而是一種「活動序」，是布農人經由各項農務或狩獵活動的實踐而「創造」出超越日常時間和歲時祭儀的「非時間」記事方式。作者更從布農人的月、日和一天的時分，進一步說明這種非時間，每一個時間的名稱或分別都是指涉應進行的活動，例如，十二個月的區分是表示該時期應進行的農務工作或狩獵行動，而日的命名則來自月的盈虧；每日的不同時刻，代表應當進行的活動(吃、工作、休息)、或指出晨昏的光線變化或鳥鳴時分。除了月、日和一天的時間之外，作者更以人「現在」的一切活動作為中心，以區別無法經驗的、或神話隱喻的「過去」及必須驗證夢占預示準確與否的「未來」。透過上述的活動和時間概念，祭儀時間就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上，但作者認為文化才是關鍵，因此，這些活動實踐是經由布農人觀的hanido所決定的。

再來，hanido也影響了東埔人對親屬關係的構成。作者指出東埔人的親屬認定，並不完全是天生固定的血緣關係，而更強調後天實踐式的互動來維持，因此親屬範圍是動態的。另外，作者從農業的祭儀，再強化了hanido對布農人能力的獲得，不僅能超越土地的hanido，更必須將能力回饋到部落才是真正能力的展現，方可在死後抵達祖先的maiason獲至「永恆」。

基於上述的說明，作者認為這樣的時間觀是「歷史意象式」的，並非事件觀的，而是必須從作為歷史主體的實際活動參與下建構而來的。

至於東埔布農人接受西方的抽象時間觀念，和台灣社會的時間接合，作者指出兩個主要時間點，一是戰後基督宗教傳入後，為方便進行教會節日而對每周七天的工作和休息有了明確的安排；另外，是由於參與市場並隨著經濟作物的變轉，必須在農務及銷貨等時間準確安排，才能獲至好的控管及隨時留意價格以應合市場需求。

至於歷史如何被記憶，作者指出首先布農人沒有歷史一詞，但以balihabasan來指涉「神話」或由前人告知，本身未能親身經驗的「過去」的事，作者從訪談中指出，不用的年齡層、性別對於何事可列為部落的歷史很分歧，但其中有幾項重要的依據，例如事件必須是有利於部落的，非個人的能力彰顯；另外，本身是否參與其中；事件對部落的生活水平改善，也是重要的「值得被記憶」的認知。

因此，東埔布農人的時間觀、歷史概念或如何被記憶，作者認為必須從文化邏輯中的hanido貫穿說明，無論文化上的親屬認定，或基於自然的祭儀活動，種種行為都必須透過在一個符合群體效益、並進而產生共識的基礎上，人們即便生活在不同的時間點，都可以因為肯定這些對群體有利事件，建構出一種「動態的歷史觀」，甚至，布農人曾盛行的「交換婚」，也是基於這樣兩家族(氏族)符合群體利益的原則下，所發展出來既能互相牽制又可互惠的「實踐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