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0日 星期日
志願、工作與性別意識 －談兩位「六年級」桃源村布農女性的成長
- 南島社會文化與當代議題期末報告
摘要：
人們的學習歷程或對職業的選擇，會受到許多不同原因所影響，家庭背景、社會經濟景況、區域差異等，身處的社會文化也形塑了個人自小對職業(工作)的憧憬，進而左右了對學習(學校)的規劃。然而實際上在求學及面對工作，可能接受到諸多現實條件限制或不同的機會，讓原先的安排不斷地受到挑戰。
本文從Langus和Abin兩位「六年級前段班」的同村、同齡、同樣接受護專教育，甚至剛出社會時同樣在醫院工作的未婚布農族女性，透過訪談了解她們本身的家庭環境、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及工作過程。她們生於20世紀70年代台東的「山地鄉」，各自在家人期盼下國中畢業後離開部落到城市求學，然而畢業後擔任了幾年醫護工作後，卻基於不同因素放棄看似理想的職業，轉換了截然不同的跑道，為了提昇專業也在不同時間重回學校進修。兩位未婚女性原本接受家人建議，選擇部落當時認為理想的職業，似乎是一種「集體期許」建構了她們的思想模式，在社會化過程中經過學習、專業訓練、工作經驗累積後，卻因為大環境和想法改變等現實因素，選擇跳脫出看似理想的生活模式，「自我的選擇」看來逐漸明確。在被安排或自我做選擇之間，一個不斷變動的實踐過程中，面對新的社會情景她們以進修提升自我能力，對應職場的實際需求。黃應貴(1993:115-193)從東埔布農人面對快速變遷的經濟作物，當地人藉人觀的hanido信仰以理解新現象和接受新作物，而舊觀念讓當地人得以在新環境延續，並有其自主及創造性。楊淑媛(2011:74)則以意志(isang)說明霧鹿布農人的領袖(saspinal)藉著每個人皆備的善靈與惡靈(mashial hanido和makuan hanido)的競爭和衝突為社會生活帶來貢獻。本文冀透過訪談理解Langus和Abin在面對現實不斷變化的需求下，如何透過原有文化來適應，進而創造出新的行動展現。
結論
反思性－重新思考理所當然之事
在我的成長記憶裡，時常會被長輩問到自己的志願是什麼，我也理想當然地認為擁有「志願」是很重要的事，如何透過日後求學、培養技能等來加以實現，也是合乎情理的路途。
本文以兩位布農女性成長經驗作為參照，一方面呈現兩個例子的特殊性，並透過兩人成長和特殊事件的對比，帶出問題並加以討論。習以為常的成長模式，在每一個不同社群，可能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經驗；兩個即便在同一環境接受相同文化涵養的個體，也因為本身家庭背景的不同，導致思考的差異甚至影響後來的發展。
工作與性別意識
兩位女性本身之所以讀護校，很大的原因是為了解決貧窮，讓未來有較清楚的出路。兩人在家庭位置的不同，而對選擇學校和升學打算發展出不一的思考。然而在顧及返鄉工作可能會為部落帶來更大的福祉，她們各個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掙扎，尋求信仰、或經濟面向的解釋，讓自己的心安定以接受全新的挑戰。因此，從性別結合出生次序，加上人觀來尋求她們之間面對集體和個人利益平衡抉擇的解釋，才可能連結到信仰、經濟等不同層面的第三種思維。經由第三種思維來安定個人意志(isang)，則可望在獲致公私利平衡下化解衝突下，謀求更大的公共利益，以達到共享的精神。
Bloch(黃應貴2010:167)研究馬達加斯加島中部的梅里納人的文化，至少存在著三種「性別意象」，三者之間相互矛盾但彼此依賴，都是社會過程的一部分，也同時代表著不同的知識類別。因此，黃應貴指出：
引自黃應貴，2010，〈第六章 性別人類學研究〉《反景入深入：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頁167-168。台北市：三民。
摘要：
人們的學習歷程或對職業的選擇，會受到許多不同原因所影響，家庭背景、社會經濟景況、區域差異等，身處的社會文化也形塑了個人自小對職業(工作)的憧憬，進而左右了對學習(學校)的規劃。然而實際上在求學及面對工作，可能接受到諸多現實條件限制或不同的機會，讓原先的安排不斷地受到挑戰。
本文從Langus和Abin兩位「六年級前段班」的同村、同齡、同樣接受護專教育，甚至剛出社會時同樣在醫院工作的未婚布農族女性，透過訪談了解她們本身的家庭環境、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及工作過程。她們生於20世紀70年代台東的「山地鄉」，各自在家人期盼下國中畢業後離開部落到城市求學，然而畢業後擔任了幾年醫護工作後，卻基於不同因素放棄看似理想的職業，轉換了截然不同的跑道，為了提昇專業也在不同時間重回學校進修。兩位未婚女性原本接受家人建議，選擇部落當時認為理想的職業，似乎是一種「集體期許」建構了她們的思想模式，在社會化過程中經過學習、專業訓練、工作經驗累積後，卻因為大環境和想法改變等現實因素，選擇跳脫出看似理想的生活模式，「自我的選擇」看來逐漸明確。在被安排或自我做選擇之間，一個不斷變動的實踐過程中，面對新的社會情景她們以進修提升自我能力，對應職場的實際需求。黃應貴(1993:115-193)從東埔布農人面對快速變遷的經濟作物，當地人藉人觀的hanido信仰以理解新現象和接受新作物，而舊觀念讓當地人得以在新環境延續，並有其自主及創造性。楊淑媛(2011:74)則以意志(isang)說明霧鹿布農人的領袖(saspinal)藉著每個人皆備的善靈與惡靈(mashial hanido和makuan hanido)的競爭和衝突為社會生活帶來貢獻。本文冀透過訪談理解Langus和Abin在面對現實不斷變化的需求下，如何透過原有文化來適應，進而創造出新的行動展現。
結論
反思性－重新思考理所當然之事
在我的成長記憶裡，時常會被長輩問到自己的志願是什麼，我也理想當然地認為擁有「志願」是很重要的事，如何透過日後求學、培養技能等來加以實現，也是合乎情理的路途。
本文以兩位布農女性成長經驗作為參照，一方面呈現兩個例子的特殊性，並透過兩人成長和特殊事件的對比，帶出問題並加以討論。習以為常的成長模式，在每一個不同社群，可能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經驗；兩個即便在同一環境接受相同文化涵養的個體，也因為本身家庭背景的不同，導致思考的差異甚至影響後來的發展。
工作與性別意識
兩位女性本身之所以讀護校，很大的原因是為了解決貧窮，讓未來有較清楚的出路。兩人在家庭位置的不同，而對選擇學校和升學打算發展出不一的思考。然而在顧及返鄉工作可能會為部落帶來更大的福祉，她們各個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掙扎，尋求信仰、或經濟面向的解釋，讓自己的心安定以接受全新的挑戰。因此，從性別結合出生次序，加上人觀來尋求她們之間面對集體和個人利益平衡抉擇的解釋，才可能連結到信仰、經濟等不同層面的第三種思維。經由第三種思維來安定個人意志(isang)，則可望在獲致公私利平衡下化解衝突下，謀求更大的公共利益，以達到共享的精神。
Bloch(黃應貴2010:167)研究馬達加斯加島中部的梅里納人的文化，至少存在著三種「性別意象」，三者之間相互矛盾但彼此依賴，都是社會過程的一部分，也同時代表著不同的知識類別。因此，黃應貴指出：
性別象徵不僅必須與更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脈絡結合，更要放回社會文化脈絡中，不可能跟親屬、人觀等分離，甚至必須與該文化中更基本的分類概念與社會及象徵過程結合，才可以去瞭解其性質與實運作的意義。不過，這個解構後的發展過程並不意味著原來的「性別研究」被解消。相反地，性別研究在現代社會往往因為結合其他社會制度，而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引自黃應貴，2010，〈第六章 性別人類學研究〉《反景入深入：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頁167-168。台北市：三民。
「菜攤人生」 －淺談延平鄉布農族人的經濟與性別分工
- 臺灣南島民族誌期末報告
摘要：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居民以布農族人為主，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居民維持著自家栽種蔬菜食用，或種植鳳梨、水蜜桃，與鄉內產銷班合作維持生計。桃源村距離省道台九線約2公里，交通相較於鄉內的紅葉村、永康村等村來得便利；桃源村為鄉公所、戶籍事務所、分駐所及學校所在地，人口居全鄉之冠，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外來的菜車、攤販，形成小型的「購物商圈」。然而，每日從紅葉村來到桃源村賣菜的tina Abus(胡女士)，卻在這樣環境及「競爭」下，維持了幾年的菜攤生活，除了周日上教會外，風雨不改，為村民供應自家栽種的葉菜。本文即以tina Abus的菜攤作為研究場域，並試以黃應貴先生長期研究東埔布農人的空間、土地、聚落等和生命儀禮，所分析出的布農人對於男女、空間、個人和群體等分類及象徵關係，作為本文理論依憑。tina Abus對「經濟」的理解，及獲利後如何進行分配和奉獻，實可呼應東埔布農人個人「能力」，和用一種「被公認的」方式讓部落的人承認個人的成就；tina Abus和丈夫多年來經營菜攤的分工方式，男主內(耕作)、女主外(銷售)的工作模式，除了反應了當代新的情境適應轉變外，是否對傳統布農族人男女象徵的提出另一種解釋。
一、研究動機
「不好意思，這個菜三把五十塊，wuninang！」
在桃源國小對面，位於國小宿舍門口的tina Abus的小菜攤，除了周日上教會之外，tina Abus每天清晨由丈夫從紅葉村載到桃源村來，風雨不改。菜攤販賣自家栽種的葉菜、少量從果菜市場批來的根莖類，tina Abus的手工藝，以及少許醃漬食品。tina Abus對於客人的詢問總是很有禮貌，顧菜攤之餘仍不忘做手工藝。
事實上桃源村在鄉內的交通頗為便利，幾乎每日皆有從市區來的菜車，以及各式服飾、五金、日用雜貨的攤販，村內設有農會和四間商店，不少居民也在閒暇之餘維持著耕作的生活。然而，紅葉村的tina Abus卻在這樣看似充滿競爭的條件下，選擇到桃源村設菜攤，而且維持了五年以上，甚至逐漸從菜攤的小生意，拓展至民宿經營。是怎樣的原因讓當時五十多歲的她，選擇以菜攤經營作為她和丈夫的謀生的第二春，而夫妻兩人在經營菜攤的分工方式為何，其面對的困難又是什麼；小成本菜攤獲利後，對所得進行何種分配，如發展民宿生意的想法，或對教會奉獻等。這當中實際上必先透過tina Abus對經濟的理解，再可能進一步討論到傳統布農族對個人能力、空間和性別之間的種種象徵意涵。
馬凌諾斯基的著作《南海舫人》建立了經濟人類學的三個基本研究課題，包括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概念，是否適用於對非西方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解；從非經濟的社會文化脈絡來理解，即全貌觀；以及呈現被研究者的觀點。雖然隨後他的學生弗斯則應用經濟學對經濟人、經濟活動的計價價值等，對馬凌諾斯基提出挑戰 。本文亦將從被研究者的觀點來解釋當地人(tina Abus)如何理解經濟，藉民族誌來呈現其進行的經濟活動。
tina Abus的菜攤示意圖
摘要：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居民以布農族人為主，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居民維持著自家栽種蔬菜食用，或種植鳳梨、水蜜桃，與鄉內產銷班合作維持生計。桃源村距離省道台九線約2公里，交通相較於鄉內的紅葉村、永康村等村來得便利；桃源村為鄉公所、戶籍事務所、分駐所及學校所在地，人口居全鄉之冠，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外來的菜車、攤販，形成小型的「購物商圈」。然而，每日從紅葉村來到桃源村賣菜的tina Abus(胡女士)，卻在這樣環境及「競爭」下，維持了幾年的菜攤生活，除了周日上教會外，風雨不改，為村民供應自家栽種的葉菜。本文即以tina Abus的菜攤作為研究場域，並試以黃應貴先生長期研究東埔布農人的空間、土地、聚落等和生命儀禮，所分析出的布農人對於男女、空間、個人和群體等分類及象徵關係，作為本文理論依憑。tina Abus對「經濟」的理解，及獲利後如何進行分配和奉獻，實可呼應東埔布農人個人「能力」，和用一種「被公認的」方式讓部落的人承認個人的成就；tina Abus和丈夫多年來經營菜攤的分工方式，男主內(耕作)、女主外(銷售)的工作模式，除了反應了當代新的情境適應轉變外，是否對傳統布農族人男女象徵的提出另一種解釋。
一、研究動機
「不好意思，這個菜三把五十塊，wuninang！」
在桃源國小對面，位於國小宿舍門口的tina Abus的小菜攤，除了周日上教會之外，tina Abus每天清晨由丈夫從紅葉村載到桃源村來，風雨不改。菜攤販賣自家栽種的葉菜、少量從果菜市場批來的根莖類，tina Abus的手工藝，以及少許醃漬食品。tina Abus對於客人的詢問總是很有禮貌，顧菜攤之餘仍不忘做手工藝。
事實上桃源村在鄉內的交通頗為便利，幾乎每日皆有從市區來的菜車，以及各式服飾、五金、日用雜貨的攤販，村內設有農會和四間商店，不少居民也在閒暇之餘維持著耕作的生活。然而，紅葉村的tina Abus卻在這樣看似充滿競爭的條件下，選擇到桃源村設菜攤，而且維持了五年以上，甚至逐漸從菜攤的小生意，拓展至民宿經營。是怎樣的原因讓當時五十多歲的她，選擇以菜攤經營作為她和丈夫的謀生的第二春，而夫妻兩人在經營菜攤的分工方式為何，其面對的困難又是什麼；小成本菜攤獲利後，對所得進行何種分配，如發展民宿生意的想法，或對教會奉獻等。這當中實際上必先透過tina Abus對經濟的理解，再可能進一步討論到傳統布農族對個人能力、空間和性別之間的種種象徵意涵。
馬凌諾斯基的著作《南海舫人》建立了經濟人類學的三個基本研究課題，包括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概念，是否適用於對非西方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解；從非經濟的社會文化脈絡來理解，即全貌觀；以及呈現被研究者的觀點。雖然隨後他的學生弗斯則應用經濟學對經濟人、經濟活動的計價價值等，對馬凌諾斯基提出挑戰 。本文亦將從被研究者的觀點來解釋當地人(tina Abus)如何理解經濟，藉民族誌來呈現其進行的經濟活動。
tina Abus的菜攤示意圖
Cinderella的小休－記三位印尼女性在台灣的信仰及生活
- 世界南島文化通論－期末報告
一、研究動機
(一) 儀式，一種神秘的、超越現實框架的力量
儀式過程本身有特定的結構，任何人或物一旦進入儀式，其性質就完全改變而產生神聖的、超自然的力量。
涂爾幹在其經典之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實踐》兩個主要論點－宗教信仰不能化約為個人的信仰、並有其自成一格的系統，以說明宗教是「社會事實」。另一方面，社會不同階層也可能在崇拜上產生階序，而造成社會的分化或區別，宗教儀式也會隨社會生活而改變其表現形式。
本文即透過對三位不同時期、不同因素來到台灣的印尼女性的信仰儀式，淺談她們目前居住在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以布農族人為主的部落，在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適應，如何藉由信仰的力量回應；並在環境、生活習慣、語言、宗教甚至工作條件等多重的限制下，如何維持其信仰或作出何種轉變來因應。
(二)「象徵資本」相形弱勢的「南島姐妹」
社會學家布赫迪厄從現代社會空間概念的各種不平等階層化中，將資本分成四種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象徵資本；其中的象徵資本牽涉到是否受到社會認可，和透過總合上述三種資本的優勢。布赫迪厄認為社會空間之所以能運作，乃是社會中的成員努力追求社會認同並得到他人的承認，因此某一種文化得在社會空間「合理」的存在或具有宰制的優勢，是通過象徵資本的鬥爭而形成。
「這樣看來，象徵資本是一種他人賦予社會施為者的信譽（信譽指的是事先給予的信仰及信任），因為他人承認這個社會施為者所擁有的某些正面特質」。
不論是因為工作而來到台東的短居者，或婚姻關係遠離家鄉的「外籍配偶」，雖然在語言人類學的分類架構下，這三位印尼女性和布農族人同樣是南島語族，在一些語詞上有其相似性，若從布赫迪厄的象徵資本來理解她們所處的社會空間，移工所能擁有的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的總和實際上相當有限，而「外配」更需要長時間經營社群關係以獲取社會資本，因此，她們欠缺的「象徵資本」使她們在這個場域中相形弱勢；同一個社會空間裡，布農族(無論是僱主、夫家或同一場域整體)握有象徵資本而被賦予「合法的」權力，在這一種資本累積過程裡成了宰制階級。就在這樣的不對等階級關係上，這三位印尼女性是透過何種方式來凝聚彼此，本身的文化又如何轉換或回應。
Vivian手抱著Faridah(左)的女兒
一、研究動機
(一) 儀式，一種神秘的、超越現實框架的力量
儀式過程本身有特定的結構，任何人或物一旦進入儀式，其性質就完全改變而產生神聖的、超自然的力量。
涂爾幹在其經典之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實踐》兩個主要論點－宗教信仰不能化約為個人的信仰、並有其自成一格的系統，以說明宗教是「社會事實」。另一方面，社會不同階層也可能在崇拜上產生階序，而造成社會的分化或區別，宗教儀式也會隨社會生活而改變其表現形式。
本文即透過對三位不同時期、不同因素來到台灣的印尼女性的信仰儀式，淺談她們目前居住在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以布農族人為主的部落，在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適應，如何藉由信仰的力量回應；並在環境、生活習慣、語言、宗教甚至工作條件等多重的限制下，如何維持其信仰或作出何種轉變來因應。
(二)「象徵資本」相形弱勢的「南島姐妹」
社會學家布赫迪厄從現代社會空間概念的各種不平等階層化中，將資本分成四種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象徵資本；其中的象徵資本牽涉到是否受到社會認可，和透過總合上述三種資本的優勢。布赫迪厄認為社會空間之所以能運作，乃是社會中的成員努力追求社會認同並得到他人的承認，因此某一種文化得在社會空間「合理」的存在或具有宰制的優勢，是通過象徵資本的鬥爭而形成。
「這樣看來，象徵資本是一種他人賦予社會施為者的信譽（信譽指的是事先給予的信仰及信任），因為他人承認這個社會施為者所擁有的某些正面特質」。
不論是因為工作而來到台東的短居者，或婚姻關係遠離家鄉的「外籍配偶」，雖然在語言人類學的分類架構下，這三位印尼女性和布農族人同樣是南島語族，在一些語詞上有其相似性，若從布赫迪厄的象徵資本來理解她們所處的社會空間，移工所能擁有的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的總和實際上相當有限，而「外配」更需要長時間經營社群關係以獲取社會資本，因此，她們欠缺的「象徵資本」使她們在這個場域中相形弱勢；同一個社會空間裡，布農族(無論是僱主、夫家或同一場域整體)握有象徵資本而被賦予「合法的」權力，在這一種資本累積過程裡成了宰制階級。就在這樣的不對等階級關係上，這三位印尼女性是透過何種方式來凝聚彼此，本身的文化又如何轉換或回應。
Vivian手抱著Faridah(左)的女兒
「機動阿嬤」，出發！ 布農婦人和電動代步車的慢速實踐
摘 要
本文以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使用電動代步車的「機動阿嬤」為研究對象，「機動阿嬤」在本研究指年齡五十五歲以上，擁有電動代步車的婦女。在這個距離省道大約2公里，居民一千多人，以布農為主的部落裡，從九年前開始老人家因為實際需求陸續擁有電動代步車，至今已接近二十部，其中大部分是女性駕駛者。這些逐漸增加的「機動阿嬤」，日常活動大多靠駕駛電動代步車自理，例如拜訪親友、上教會、採買或參加村裡活動和公共事務，也能駕車往田野或工寮、山上的老家，並接送幼小的孫子孫女上下學，讓「老祖母」的角色有更積極的作為，從被動的需求者轉為自主的守護者。
人們藉由工具運用或機器合作，打破了體能、時空等限制，帶來舒適便捷的生活，拉近時空的距離感，科技不斷地向前推進，生活圖像隨之變貌。身體和機械的配合讓人們更快抵達目的地、只需連上網路或電話即能與不同空間的人接連，在標準作業流程下科技快速準確地替代了勞動力。一方面人們對科技的依賴感與日俱增，形成人類學家新的研究面向；另一方面，科技可能讓社會裡的弱勢者（如年齡、性別、身體、階級等形式的體能、肢體或使用習慣限制）的行動條件增添便利性，在實踐中產生能動性；然而，個體所處的社會文化亦可能造成對物質的認知差異，反而使個體更受制於機械，形成新的象徵標記及刻板印象，這也是本文藉由桃源村老婦女騎乘電動代步車的情況，所欲探究的性別、年齡和車體本身多重限制下，在行動實踐中產生新的機會和制約。
「機動阿嬤」同時標示著車體的速度和電力限制、駕駛者性別和年齡限制，本文將探討她們藉人車合作的慢速移動帶出的兩個現象。首先，新的機會產生：移動方式轉變使阿嬤對空間、時間的想像，是否得以跨越文獻裡（黃應貴，1993）布農人兩性對空間、力的象徵結構，而阿嬤在家庭中的角色能否跳出傳說故事裡等待和被照顧的樣貌（李敏雄，1995），轉為活潑積極自主的新形象。其次，部落阿公駕駛電動代步車比例偏低，是否牽涉到布農人社會文化如何思考老年、性別，「機動阿嬤」對行車速度和用車時間、距離等自我設限，是否為符合傳統思維下婦女被想像的樣貌，新物質進入部落後人們如何藉原有文化認識，是否形成新的象徵標誌，或隱含性別和年齡的新偏見。
本文以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使用電動代步車的「機動阿嬤」為研究對象，「機動阿嬤」在本研究指年齡五十五歲以上，擁有電動代步車的婦女。在這個距離省道大約2公里，居民一千多人，以布農為主的部落裡，從九年前開始老人家因為實際需求陸續擁有電動代步車，至今已接近二十部，其中大部分是女性駕駛者。這些逐漸增加的「機動阿嬤」，日常活動大多靠駕駛電動代步車自理，例如拜訪親友、上教會、採買或參加村裡活動和公共事務，也能駕車往田野或工寮、山上的老家，並接送幼小的孫子孫女上下學，讓「老祖母」的角色有更積極的作為，從被動的需求者轉為自主的守護者。
人們藉由工具運用或機器合作，打破了體能、時空等限制，帶來舒適便捷的生活，拉近時空的距離感，科技不斷地向前推進，生活圖像隨之變貌。身體和機械的配合讓人們更快抵達目的地、只需連上網路或電話即能與不同空間的人接連，在標準作業流程下科技快速準確地替代了勞動力。一方面人們對科技的依賴感與日俱增，形成人類學家新的研究面向；另一方面，科技可能讓社會裡的弱勢者（如年齡、性別、身體、階級等形式的體能、肢體或使用習慣限制）的行動條件增添便利性，在實踐中產生能動性；然而，個體所處的社會文化亦可能造成對物質的認知差異，反而使個體更受制於機械，形成新的象徵標記及刻板印象，這也是本文藉由桃源村老婦女騎乘電動代步車的情況，所欲探究的性別、年齡和車體本身多重限制下，在行動實踐中產生新的機會和制約。
「機動阿嬤」同時標示著車體的速度和電力限制、駕駛者性別和年齡限制，本文將探討她們藉人車合作的慢速移動帶出的兩個現象。首先，新的機會產生：移動方式轉變使阿嬤對空間、時間的想像，是否得以跨越文獻裡（黃應貴，1993）布農人兩性對空間、力的象徵結構，而阿嬤在家庭中的角色能否跳出傳說故事裡等待和被照顧的樣貌（李敏雄，1995），轉為活潑積極自主的新形象。其次，部落阿公駕駛電動代步車比例偏低，是否牽涉到布農人社會文化如何思考老年、性別，「機動阿嬤」對行車速度和用車時間、距離等自我設限，是否為符合傳統思維下婦女被想像的樣貌，新物質進入部落後人們如何藉原有文化認識，是否形成新的象徵標誌，或隱含性別和年齡的新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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